應該說，通過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整個人類社會在進入工業社會以后各國應對周期性危機都會采取的一種逆周期調節措施。比較典型的，如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依靠基建投資，成功地避免了深陷大蕭條的泥沼中；日本在二戰后的高速經濟增長也有賴于年均增速10%以上的基建投資。時至今日，作為一種應對危機的政策措施，它依然受到各國政府決策者的青睞。不過，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和結構轉變，也有一些國家基建投資和經濟增速弱相關甚至負相關情況。

從實踐上來看，無論是應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把基建投資作為經濟擴張手段對沖外需短期下滑帶來的經濟收縮在政策的成效上都是顯著的。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著較高速度的增長，另一方面，高鐵、機場、物流等基建投資的長期紅利如今正在逐步顯現。當然，盡管我們基建進展迅速，但就基礎設施的人均水平來看，目前我們的情況大致相當于美國和日本基建投資高速增長的初期，尤其從地區均衡發展和持續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看，我們對基建的需求依然很大。筆者認為，至少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前，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仍有望保持較快增長。

而且，以往基建投資中的一些問題我們正在完善。去年我們出臺的《政府投資條例》已經對決策審批環節、概算約束力、地方債務風險等提出了針對性的規定。現在進行的基建項目事先必須經過專家充分論證，從基建項目庫中擇機選出，這樣項目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了。未來隨著大數據和AI在基建領域的廣泛應用，基建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正外部性會進一步凸顯。（作者是北京經濟運行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