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務派遣被濫用的現狀有可能通過《勞動合同法》的修訂得到改善，但不同利益主體的激烈博弈使得這一過程變得有些艱難。

　　今天開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將首次審議《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利益博弈的結果或將水落石出。

　　“三性”界定難？

　　《勞動合同法》實施剛四年多，要求修訂的聲音持續不停。

　　《第一財經日報(微博)》了解到，此次審議的《勞動合同法》修訂案草案主要聚焦兩點：一是對勞務派遣崗位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等“三性”的界定；二是加大對違規濫用勞務派遣行為的懲處力度。

　　其中，爭議最大的是“三性”界定。《勞動合同法》關于勞務派遣的規定過于籠統，第66條規定，“勞務派遣一般應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但對于什么是臨時性、輔助性和替代性的崗位，并沒有明確界定，由此導致目前勞務派遣被濫用，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

　　正因如此，明確界定“三性”成為一致共識。

　　去年2月，全國總工會將《勞務派遣調研報告》上報至全國人大法工委，建議盡快修改《勞動合同法》中“勞務派遣”相關內容。今年兩會期間，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提出同樣建議。

　　今年4月有媒體報道，《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在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對“三性”做了界定：臨時性是指用工單位的工作崗位存續時間不超過6個月；輔助性是指用工單位的工作崗位為非主營業務單位；替代性是指用工單位的職工因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在該工作崗位上無法工作的一定期間，可以由被派遣的勞動者替代工作。

　　但6月以來，一個明顯變化是，不解釋“三性”聲音漸起。

　　首先是 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高級官員發表觀點稱，目前很難解釋“三性”。該官員指出，“三性”只是倡導性提法，不是強制性提法。一些地方人社部門官員也發表文章，提出“三性”界定非常難。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喬健分析，之所以會出現這一變化，從人社部門的角度，主要是考慮今年經濟形勢不好，就業壓力比較大。如果從嚴規制用工，可能會限制通過勞務派遣等靈活用工方式來擴大就業。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勞動關系專家則認為，這主要是由于背后激烈的利益博弈。

　　這位專家透露，利益博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于企業希望維持現狀，通過濫用勞務派遣降低人工成本，而地方政府出于對經濟發展的擔憂，對這些行為采取了縱容態度。這一博弈從各大央企和大型企業對于《勞動合同法》修改設置重重阻力的行為就可以看出。

　　另一博弈更為隱秘而具體。這位專家稱，部分大的勞務派遣公司與人社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解不解釋，不是立場問題，是利益問題。”

　　喬健認為，“三性”的界定并不難。除了全國總工會提出的界定意見之外，今年上半年人社部修訂的職業分類大典將要完成，也有利于界定輔助性等崗位。

　　濫用勞務派遣執法待嚴格

　　從明確界定“三性”到不解釋“三性”聲音漸起，這一變化也說明，治理被濫用的勞務派遣面臨很大挑戰。

　　喬健表示，從中國現實來看，下一步最大問題將是法律的執行。

　　根據《2011中國人力資源服務業白皮書》，目前中國的派遣用工大戶主要是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派遣崗位大部分屬于長期性固定崗位，有的崗位用工期限長達十幾年。這些“大戶”往往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關系，即使在侵害勞動者權益的違法案件發生后，仍能設法逃避法律懲處。

　　“修法看上去很美，但修訂完之后還有一個大的挑戰，就是能否落實到位。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都很強，這個法完善了，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執行，面臨的問題將很嚴峻。”喬健說。

　　 北京 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也認為，正是因為執法部門的尺度太寬松和勞動者話語權的缺失，導致本來應該遏制的勞務派遣制度得到畸形發展。

　　黃樂平長期從事勞動者維權工作。他分析，法律實踐表明，過于原則、籠統的規定，即使從立法本意上來說是要保護弱者，但強勢一方可以設法找到可鉆的空子，推動把原本不利于自己的規定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執行或解釋。

　　“在中國，涉及弱勢一方的權利時，只有規定得具體明確，并且賦予其實現權利的手段和途徑，才有可能實現弱者的權利保護。因此，不僅是修法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執行到位，才能真正維護勞動者的權益。”黃樂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