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重彈德魯克的《后資本主義社會》的老調，是因為很多中國人誤解了現代管理。企業家們常將現代企業、現代管理、現代產權等掛在嘴邊，但他們講的“現代”是被誤解的現代，幾乎主流言論都圍繞著法律、制度、規章，津津樂道于加強監管、控制。一出問題就是監管不足、法制不夠。仔細觀察大多數的組織，尤其是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最大的問題是有法不依，而不是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才是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加強控制、加強監管、加強法治等就能完全解決的。現在，政府與企業出了問題，其實多是因為行為不確定性很高，全部可以造假，拿到的統計數據也可能全部是偽造的。現代管理在中國已經走火入魔，而我們的經濟轉型又需要從“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越來越多的管理對象將變成知識工作者，德魯克的思想在今天需要被重視。
德魯克于1969年在《不連續的時代》一書中最早提出了“知識工人”一詞。他發現了知識工人與一般藍領工人的不同，他此后的絕大部分管理思想的出發點，即在于此。之前，泰羅和韋伯所討論的管理基于對藍領工人的行為觀察，對于藍領工人，只要監督其行為就可以了。在生產線上的行為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監控的，而知識工人的行為則不易被監控。比如，服務業職員的行為后果是不可測的，至少是不易測的，且該行為后果又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顯現—專業知識不夠或者態度不佳引起顧客不滿，引發嚴重后果，往往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承擔后果的可能是整個公司，而不是具體個人。
很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談到組織行為中的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等問題，羅納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也看到了交易成本現象，后來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既承繼了西蒙，也承繼了科斯，開始談行為的不確定性。行為的不確定性在創新型產業、知識產業中十分典型，因其主要生產力來自于創新。如果員工對公司不滿，他可能會做自己的事，而在領導面前裝傻，就算被開除，他已經利用公司的設備做了很多實驗，可以拿著成果出去創業了。只有他心情愉快，覺得公司是可以終身投靠的地方，他才會好好地為公司服務，把他腦子里的東西全部挖出來。很多人更難想象像臺積電這樣的知識型企業，正在構建知識型社區，鼓勵大家主動分享—我憑什么跟你分享，我的東西是我的東西，我分享了，你升遷了怎么辦？所以管理這樣的企業，不能指望控制員工的行為。西蒙說要做前提控制，不是控制行為的后果，而是控制行為的前提。企業如果能對忠誠、奉獻和分享精神進行控制，才會有之后的成功。
時代的特質
現代社會的標志是工業化、城市化、標準化、規?；蚬I組織的龐大規模而形成了大型科層化，然后產生了泰羅加韋伯式的管理—科學管理加科層管理，緊接著便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然后產生大社會。西方人有一個說法，他們在四百年中從鄉土社會走入了大社會，又從大社會走入全球化社會。伴隨著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城市化，大量的人口進入城市，以齊一化的方式生活，你怎么消費，我也怎么消費，這樣大量消費之后，就形成了廣大的市場、流行的文化。但德魯克已經看到這個時代的特征：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化—他稱之為“后資本主義社會”，丹尼爾稱之為“后現代社會”。
所謂的現代社會，是以工廠為核心的工業經濟社會，是城市化、齊一化、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的社會。到了后現代階段會形成什么樣的變化？首先，非大規模生產會越來越多，阿爾文·托夫勒在研究1980年代美國經濟時就指出，美國存在著相當可觀的非大規模生產，即小批量生產或者個性化生產，而且比例不斷上升。在1980年代，貴賓理財并不常見，而現在貴賓理財已經很發達了，貴賓理財就是從大眾理財變成了“一對一”理財，從低階服務轉向高階服務。眼下，越來越多的特色餐廳開張以應對消費者越來越個性化的消費需求。旅行社也推出體驗游、深度游、休閑游，以一對一、個性化旅游精品取代“七夜八天歐洲九國游”這樣的觀光游。另外，城市化在繼續加速，但城市化走向了城市帶化。城市人群不會過分集中在大都市。雖然現今國內地方政府還習慣想方設法從農民那里獲得土地，在都市中攤大餅式地擴張，但中央政府已主張“串葡萄”了，就是各地都有各地的產業，產業不要集中在一個都市中，而是丟向衛星城、衛星鎮。其實衛星城、衛星鎮是最宜居的地方。社會結構變了，消費行為就變了，消費行為變了，生產就變了，生產變了，工人就變了，變成以知識工人為主。企業需要創新、研發、服務，需要大量的以處理信息能力為主的工人，不再是生產線上的工人，管理也在變。這個觀念很重要。
美國在1850年時，最大的工廠也不過就七八百人，韋伯的“科層制”加上泰羅的“科學管理”產生之后，企業的規模變大了，效率提高了，二戰后，幾十萬人的大企業比比皆是。這便是管理革命，即知識用在了管理技術上，它帶來了不起的成就，而之前的工業革命是知識用在了生產技術上。德魯克說，在工業革命、管理革命之后是知識革命。知識革命的特征是知識用在知識上，像是美國太空總署這樣的知識組織體，幾千人上萬人在其中一起創造知識。最初生產力來自于工具，之后生產力來自于管理，最后生產力來自于創新。很多中國企業只知道去做大規模，降低成本，壓榨勞力，這已經是過時的管理方法。后工業化、后現代時代的企業的一個新發展，就是企業要為消費者的特殊需求量身制造。一個工人能非常敏銳地感受消費者的不同，生產隨時在變，不再拼成本。比如在四川的農家樂打一夜麻將，價格80元，但在臺灣住民居聽農民講故事則需要支付500元。都市人為了體驗農村，愿意出六七倍的價錢。消費者變了，生產方式就變了，德魯克看到了美國從1969到1992年間（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出書之日）的這種變化。
貝克提出“人力資本”理論后，人事部就變成了人力資源部，雷蒙德·邁爾斯（Raymond E. Miles）進一步提出人力資源部該變成人力投資部，人力不再是資源,每個人都像是一個小老板，公司像是創投，投資每個人力資源，使每個員工都像是創業者。這進一步從德魯克所說的組織結構中的成本中心制度變成內部創業和自我導向團隊制度。負責制應該變成當責制。這就是生產方式該有的變化。
組織的三種形態
社會形態發了變化，消費者變了，生產方式變了，企業組織形態也在變化。德魯克說組織有三種：一種叫做軍隊型，一種叫做交響樂團型，一種叫做網球雙打型。顧名思義，軍隊型就強調大家齊一的動作、一模一樣的高度服從、一模一樣的管理，把每個人的個性全部消磨掉，然后變成一個生產機械上的小鏈條。我們經?？吹降墓芾硎嵌ㄒ巹t，行賞罰，往往是沒事就罰。為什么“中國制造”想轉型為“中國創造”這么的困難？因為我們在軍隊型管理之下思想沒法解放，我記得當年的臺灣聯考有一個笑話，當局希望下面思想解放，故意出了一個作文題—《推動搖籃的手》，要大家寫自己母親的感人故事，但90%的考生都會如是寫：臺灣就是那個搖籃，蔣經國就是那只手。
交響樂團型的管理最典型的代表叫做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它需要很專業的知識，但卻又是呼應大規模生產需求的。比如一旦發生重大車禍，有人送進醫院，一群醫生護士就沖出去，量血壓的、輸血的、止血的、抬擔架的，送到急診室，外科醫生怎么做，做什么，誰帶什么東西進來都井然有序，里面充滿了各種專業知識，背后有一套“腳本”，如同樂譜。
網球雙打型的特色在于所有的員工是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應付層出不窮的狀況。每一次面對的情況都不同，要靠大家的默契來完成。這種組織將越來越多，它的毛利率會在50%以上，而現在工廠的毛利率只有3%~5%。
再回過頭來看勞動力，當企業變成知識型企業的時候，盡管員工還在組織里上班，但生產工具卻在員工的腦子里，每個人都可以將生產工具隨身帶，有了電腦之后就更簡單了，離職時，只要用U盤把公司電腦上的資料弄走，再把資料刪除，生產工具就全部被搬走了，其他什么都不用帶，就算不刪除，人脈、知識都帶走了，資料留給企業了，但企業不一定有能力使用。怎樣管理這樣的人，東西都在他們的腦子里，在他們的技術中，他們帶著生產工具，愛來就來、愛走就走。管理因此要發生重大變革，今天的管理不可能再使用控制他人行為的方式，只能讓每個人接管公司。
當責不是負責，負責是有一個工作流程，當責是說有某個方向，大家共同往那個方向走，某人負責一個團隊，把它帶到山頭，攻下山頭，這是方向。自定目標、自定行動、自定工作法則、自定規章流程，甚至將人事權下放，自己挑自己的團隊成員，再甚至由自己管理財務，但是大多數的企業在財務上是集中管制的，財務權不見得能全部下放。規章、制度、流程那都是員工自己的事，只要方向一致，甚至工作目標都可以挑，從前德魯克講目標管理時，就開始有這樣的觀點。因為他發覺知識勞工是有發言權的，所以工作目標是談出來的。
我們的企業還沒有學會將知識用在知識上，諾大一個中國，沒有產生一個諾貝爾獎得主，而一個IBM實驗室可以產生一堆諾貝爾獎得主，它是怎么管理的？這需要我們的企業家們思考。
無為而治
中國商道最呼應后現代社會的管理或信息化社會的管理。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強調的“無為而治”，其實就是放任自己設計的意思，自我管理、自我組織、自定規章、自定流程、自設目標，自己完成結果，簡單來講就似“裂土封侯”。 劉邦找了一群哥們兒，形成了一個很強大的團隊，讓手下開疆擴土，讓其經營一方，并享用部分成果，這和西周那種以血緣遠近來分封土地不太一樣。中國的這種人情社會、關系社會特別容易形成圈子，圈子就很有戰斗力，要讓戰斗力發揮作用，最關鍵的就是要讓圈子里的頭頭和整個圈子里的人商議好怎么分利。至今為止，中國人的這種精神還是非常發達，雖然人們老喜歡批評它是前現代，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將現代的管理知識，尤其是德魯克的知識與它結合起來。
新的社會是多元的，回歸地方主義的，回歸多元文化的，回歸一個超越國家又超越區域的全球化，卻又在全球化中實現地方化，深入基層、深入草根，深入各個小社區中尋找多元。越是地區的就越全球，這是一種口號，聽起來很矛盾，但這也是中國人常說的對立統一理論。
創業來自于多元，怎樣完成一個多元包容而動態前進的系統，就變成社會管理者最重要的責任。美國是個大政府，越來越大的政府，所以稱它為萬能型政府和保姆型政府，這是徹底失敗的。徹底失敗的政府出路在哪里？德魯克說要重建民間社會，我們講我們的公民社會不足，美國這種公民社會也不足，也是被政府和市場兩方夾擊下的不足。美國人的總體社會資本在下降，美國人開始不再參加社團，不再組織各式各樣的興趣團體，不再有各式各樣的利益訴求，不再聚會，斷絕了關系。
因此美國也面臨重建社會的問題，重建社會其實包含了多種多樣的東西，我記得德魯克講過現在的美國實際上已經有1/4的GDP是來自于第三部門，他估計到2050年美國應該有1/3的GDP來自于第三部門。第三部門主要是指NGO（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教會、協會這類組織，它們是重建民間的核心。在美國，一個小教會基本是一個5000人規模的小鎮的核心，總體社會資本下降與教會的衰萎是有關的。形成的社區生活是地方穩定的基石，大都市化使這種基石被侵害得很厲害。很多教會會辦醫院、慈善團體，辦各式各樣的學習 ，這也是GDP，非?？捎^。
德魯克強調社區以及社群才是未來社會最重要的出路，因為它補足了“萬能國家”和“萬能保姆”的不足，像中國的古代社會既沒有社會福利系統，沒有社會保障系統，但社會很“抗震”。“皇權不下鄉”的現象使得地方自治成為一種自我保障系統，在城市活不下去回到鄉村，鄉村有一套自我保障系統。今天當然不可能再建鄉土社會，但城市中的社群與社區卻可以成為這種自我保障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