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已于年初宣布退休，但上月87歲的“香港珠寶大王”、“香港地產四大天王”鄭裕彤病重入院治療的消息一出，當日其旗下公司股價還是出現下挫，其中新世界發展下跌超過2%，周大福跌3.55%。

可見，市場仍然將鄭裕彤視為鄭氏商業王國的精神領袖，依然未能擺脫對這位創始人的信心依賴。

這種創始人信心依賴在香港另一家族企業創始人李嘉誠身上也有體現。李嘉誠77歲時因病入院治療時，長江系的股票便開始大跌。

“這說明企業當時的戰略和發展前景與創始人思路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相對而言這些企業的人治色彩還比較濃。”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余明陽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創始人離任時，企業會出現重大的價值損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范博宏通過一些東亞 上市 公司董事長下臺前后5年的股票超額收益數據分析，發現香港企業創始人的離任會導致平均120%的價值損失，這比東亞平均56%的價值損失高出很多。

創始人信心依賴

創始人對公司的影響力大，這樣的公司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56歲的共同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史蒂芬·喬布斯因胰腺癌去世后，該交易日公司盤前股價下跌2%。后喬布斯時代，蘋果公司最具特色的創新力也確實受到質疑。

而在范博宏看來，這種信心依賴源于家族的特殊資產。家族資產是指不能輕易在市場買賣，或者說交易成本無限大的資產。這些資產通常依附于企業創始人并且能給企業創造重要價值，包括創始人的興趣、個人能力、創意、政商關系、特殊的領導模式等。

以鄭裕彤為例，即使鄭裕彤退休了，以鄭裕彤為核心的家族成員依然在新世界系和周大福系里有著巨大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來源于鄭裕彤，而暫時不是其接班人鄭家純。余明陽認為，未來影響鄭氏家族生意的還有新一代接班人能否有新的思路，能順利接洽好鄭裕彤畢生積累的商業資源和政府資源。

創始人的個性特色、個人魅力、社會資源、與銀行的關系等，有時會是公司的賣點和關注點，“但個人影響力過大有時可能會影響公司的治理結構、制度建設等，讓市場感覺到不夠規范。”余明陽指出。

“華人家族企業中較為普遍地存在家長式領導和控制，領導者的權威和個人魅力成為重要的因素，因此交接班是家族企業生命周期中需要面對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李新春表示。

高齡退休，激情還是無奈

除了把企業控制權交給其子、65歲鄭家純的鄭裕彤，以及在今年卸任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主席的亞洲首富李嘉誠，據Forbes統計，在香港，最富有的10個家族擁有的總凈值超過1200億美元，他們中的一半人都超過了70歲。

84歲的李嘉誠在今年5月底宣布接班方案，長子李澤鉅將是其接班人，執掌家族旗下的 房地產 集團長江實業以及經營港口、電信等業務的和記黃埔；其為次子李澤楷提供資金收購其他企業。

同樣84歲的恒地主席李兆基雖然至今未公布財產分配計劃，也未透露接班計劃，但也其實早早做出了計劃 。資料顯示，李兆基以家族信托基金形式持有公司股權，其長子李家杰、次子李家誠均為恒地副主席，而長女李佩雯則為公司租務部高級總經理，也算是為交接班作了部署。

與香港諸多企業家有過交流的博斯公司全球高級合伙人、大中華區董事長謝祖墀就發現，這些知名的企業創始人從無到有、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創造了很多財富，對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很有信心，對香港的競爭環境等也相當熟悉，這些無形資產，其下一代很難短時間繼承，此外，新一代的企業領導人大都接受西方教育，在價值理念的磨合上也需要時間，這些都形成了創始人難以交棒的原因。

實際上1989年，64歲的鄭裕彤到了正常退休年齡曾一度退居幕后，當時就扶持其長子鄭家純擔任新世界發展董事總經理，但當時四十出頭的鄭家純，連續出手進行業務收購，導致企業債臺高筑，一度令當時市值150億港元的新世界發展負債由30億港元大升至90億港元，無奈之下鄭裕彤于1991年重出江湖。直到2011年，鄭裕彤將推進周大福珠寶上市作為其商業生涯的收官之作，才再次宣布退休。

當然每個企業不一樣，創始人放權的時間和程度也會有所不同，余明陽認為。91歲的澳門賭王何鴻燊直到2~3年前才開始部署交接班，是因為四房十六個子女爭寵，利益無法很好地平衡。最晚退位的是在娛樂圈打拼大半個世紀的邵逸夫，直到102歲才正式將市值164億港元的電視王國交給79歲的妻子，但其實公司的 職業 經理人 體系已經非常完善，他實際已將具體日常公司事務交由經理人團隊，自己僅是作為企業的精神領袖，為大方向把關。

在西方成功的家族企業中，最常見的一點是家族事務、業務事項和所有權事項涇渭分明。但麥肯錫(McKinsey)香港辦事處主管約瑟夫·恩蓋(Joseph Ngai)曾表示，在亞洲，這些事項交織在一起，而且人們往往認為，透明就是“丟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