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有意思：搞管理研究的人認為，不需要。創業者說，需要。
當然，還有處于兩者中間的人群，比如培訓師。他們賴以大殺四方的法寶就是告訴大家，產品比管理重要，可他們的課的主題是“管理”。
這個問題很重要。在我眼里，其份量等同于“創業者是企業家嗎？”
在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差異性。比如，商學院的學者每天忙著講“失控”和“去層級”。身在企業的人卻每天在定戰略、KPI，利用組織強大的層級屬性進行運營。究竟孰對孰錯？
首先，我們應該摒棄這樣的立場——“你行你上”。理論和實戰的意義同等重要，毫不夸張地說，理論大部分都走在了實戰的前列腺。比如盧梭引發的法國大革命和極權主義，比如黑格爾、費爾巴哈帶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等等。
其次，我們也不應該生硬地把前沿理論用“黏貼”的方式應用在企業實踐中。比如“失控”。要知道，KK的本質是個科技詩人，在諸如吉爾德這種頂級數字思想大師眼里，這老頭兒的邏輯是經不起推敲的。
解決研究者和實戰派之間的矛盾認知，還需要回到根源，即“管理”這個詞匯本身出現了斷裂。
我們接觸到的教育大多數是工具化的，尤其是商學院思維。“管理”從教會到軍隊，再到泰勒時代，都被刻上了這樣的類似“工具”的烙印。但凡是工具，就一定不會是中性的。原子彈是中性的嗎？刀具是中性的嗎？絕不是。原子彈本身的爆炸特性，刀具本身的切割特性就是其存在的目的。有人說投放原子彈可以終止人類浩劫，俠客用刀可以替天行道，結果終究是毀滅。所以，這些工具自誕生之日起，就處于被道德和法律的雙重監管之下。
“管理”也是這個道理。我們在相關教材中看到的對管理的解釋，無外乎幾個職能，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雖然各個流派有自己的闡述，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我們可以簡單總結：所謂管理，就是通過約束到達目標。這個目標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組織的。
如果拆解其中幾大要素，就會發現“管理”是個結結實實的控制工具。
那么從個體角度來說，我們需要控制嗎？必須需要啊！“備考”就是典型的管理過程。
對于創業者而言，目標很明確：活下去。目標越清晰，控制力度就越大。創業公司一定需要管理。舉個簡單的例子，你見過有幾個創業公司不加班到很晚的？難道這些人加班都是自發且自覺的嗎？再多地股權激勵，也不能打消一個人休息的欲望。大部分創業團隊里的人，本質上和職場人沒有區別，創始人一聲令下，你就要加班。你不加班就要被拿下。
隨著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更隨著信息工具的高效迭代，對“過程”的控制越來越難于對“結果”的控制，因為制造過程的個體的想法會越來越多。作為管理者會碰到很多意外，有好的也有壞的。這才有了對傳統管理控制理論的反思，即如何減少惡性意外，增加良性意外。
如果單純從“失控”的角度來講，好的意外應該會自動排擠壞的意外，這就是所謂的“市場”。但這很可能會帶來新的問題，即如何保證效率。詩人KK很喜歡用蜂群來打比方，說明自行協作的效率之高。可他忘記了，作為公司的“組織“不是作為生態意義的蜂群。一個員工能在一個組織里待一輩子嗎？一個團隊能共事多久？
組織市場化是一個值得存疑的概念。
在我們反思傳統管理理論的時候，尤其是學者和培訓師，常常會走入我稱之為“組織哈耶克化”的思維誤區。可是在實踐中，又常常秉持著我稱之為“組織凱恩斯化”的理念。對于后者，才是實踐中出現的真知，追求對個體高效率的控制，而非失控。
管理應該是跟著預期走的。信息時代的預期比工業時代的預期更難以把握，因為用戶的需求越來越“惡魔化”。為了滿足這些人心中的惡魔欲望，管理需要在員工行為和思維上進行適度失控，不是管理越來越偉大了，而是預期越來越難以滿足了。
從學術角度而言，互聯網時代的管理理論長期處于空白，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學者們的焦慮。一旦學術無法給實踐帶來前瞻性的指引，相關工作者的存在就會顯得毫無必要。所以我們看到，從哈默到國內諸多不入流的學者的著述，都在匆忙表態。
反而是克里斯滕森這樣的NO.1，始終冷靜。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為了不把國內的學者一棍子打死，我覺得可以這么解釋：研究管理的人之所以說不需要管理了，原因有二：
第一，缺少必要的學術獨立性，更缺少跟創業者接觸的機會；
第二，語言表達能力有缺陷，我是指文本上的。他們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并沒有對問題的范圍進行界定。
Personally，作為工具的管理一定需要且必要，只要人還是人。而管理包含的另一種抽象思維，比如德魯克追求的那些社會學意義上的概念，則需要另一個名詞進行指代，“管理”這個詞肯定是不合適了。
我曾經對“管理”做過新的定義，說這是“卷展”過程，把隱秘而偉大的東西像打開卷軸一樣，讓它們在追求結果的過程中慢慢浮現。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
那么，我想接著提出下一個問題了：
創業者是企業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