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的財富并非最多，仍躋身中國“明星富豪”之列。這些年，圍繞在他頭上的光環太多了——弱冠之年，已賺到 3000 萬元；而立之年，玩轉中國足球；不惑之年，雄心勃勃地要建立民營企業的石化產業鏈。但今年 3 月 15 日，這一切都戛然而止。截至目前，徐明失蹤一個多月了。
其實，徐明的“失蹤”實為“被調查”。據新華社下屬的《財經國家周刊》透露，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事由之一是徐明掌控的“實德系”在足協打黑的進一步行動中被列為重點調查對象，當年一些關鍵場次的假球將被一一過堂；事由之二則是涉及“經濟問題”，有信息源指向了 2009 年徐明以 18 億高價在哈爾濱拍下的新區地王。
徐明在商場打拚了十多年，不曾想到會有今天的結局。當然，這只不過是近年來民營企業家紛紛出事的一個縮影——知名民營企業家屢涉經濟大案。從 2003 年上海首富、農凱集團董事長周正毅被捕，到 2010 年中國首富、國美電器主席黃光裕鋃鐺入獄，以及此次徐明失蹤，“明星富豪”接二連三地倒下。
徐明事件的發生，至少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在當今的中國，其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高度復雜化，只用過去慣常采用的一種調子（或好或壞）已經完全不能解釋當前民營企業面臨問題。美與丑和善與惡在民營企業身上完美地結合和表演。特殊的制度和社會環境造就了民營企業家對權貴的攀附。
以徐明的實德集團為例。該公司在壯大過程中，與官場有染已是公開的秘密。 2001 年 3 月，實德集團一次追加注資達 40 億元，但這 40 億元巨資來源至今仍是謎。而更讓人迷茫的是，在 2002 年 8 月實德集團進行一次資產合并時，多位投資人把股權無償轉讓給了徐明，讓其在實德集團占有的股份上升到 17.75% ，成為第一大股東。
實德集團究竟用什么辦法從國有銀行貸取巨款，或從其他渠道獲取巨額資金？靠徐明自身的能量顯然無法實現，唯一能做的只有一條，就是依賴關系、賄賂和做假。民營企業家的行為畸變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要想發財，就要千方百計地運用各種手段，包括攀附權貴。
目前的民營企業家基本上都是第一代企業家，他們大多成長于“文革”時期，身上帶有“草莽英雄”的色彩，有膽識、有魄力。與傳統的國有企業管理者相比，他們更注重“關系”或“背景”，依靠“關系”一夜暴富的現象的確存在。所以，近年來民營企業家出事形成一種慣性，一批高官落馬，就必然拉下一批明星企業家。
這當然是目前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企業家的職能之一是賺錢，賺錢可以通過合理合法的手段，靠能力和創新實現；但如果制度不健全，政府的權力很大，社會上存在腐敗之風，那么民營企業家為企業的自身利益不可避免地會走上攀附政府、跟政府建立更密切關系的道路。
這在歷史上早有先例——商人為了盈利不得不攀附權貴。現在的民營企業家就是這樣，他們已經發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與權貴同流合污，一部分正在逐步覺醒，開始追求獨立的人格。徐明似乎屬于前者。他讓我們看到民營企業家在發展的道路上還橫亙著多少艱難險阻和體制制度障礙。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號召“民營企業家要遠離權力”。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要提高自身素質，加強社會責任感，與官商劃清界限，對官員的尋租行為必須抵制。官商勾結的做法不是按照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保護所有人的產權，而是權力的介入，損害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保護少數人。企業與權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遠的。
話雖這么說，假如民營企業家不同流合污，不融入游戲規則，不攀附權貴，許多事情沒法做，更重要的是，企業難以經營。如果同流合污，充分融入目前的各種游戲規則，和權貴相濡以沫，但秋后算賬卻是常有的事。實際上，民營企業家最大的風險在于，由于法律無保障和權力的互斗，其結果往往是殃及池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