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0日，中信集團的第5任董事長王軍先生溘然辭世，京城商圈痛失英才。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宏觀決策者，中信公司的設立則是中國改革的微觀起點。

現代中國最早期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有兩個，其一是中信，其二是光大，相比之下，中信集團的市場影響力更大，企業運營模式更具代表性。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以三大城市群為基礎形成了三大商圈：大北京商圈，以國有企業為主導;長三角商圈，以跨國企業為主導;粵港澳商圈，以本土民營企業為主導。

五個維度定性三大主流商圈

每一個區域性的商圈都主流商幫，通常可用五個維度來評價主流商幫的市場地位。

比如上海，盡管跨國企業數量僅占上海企業總數的約2%，卻貢獻了20%的就業崗位、27%的GDP、33%的稅收、60%的工業總產值、65%的進出口。因此，長三角商圈的主流依然是“海派文化”，打領帶，喝紅酒，講話帶英文詞，否則不夠時尚。

然而在北京，無需論證，國企在上述五個方面都占壓倒性優勢，像聯想這樣的民營企業也是從“掛靠”國有機關脫胎而來的。國企大佬們聊天可帶臟字兒絕不帶英文，偶爾西裝領帶，喝白酒為主，所以茅臺酒的價格瘋漲。據說，京城商圈兒最近改喝威士忌了，酒風一變，幾大日本威士忌酒廠的基酒都被中國人收購了，日本威士忌的價格瘋漲數倍，令威士忌之鄉蘇格拉酒廠老板七竅生煙。

相比之下，粵港澳商圈才是“國際范兒”，什么賺錢做什么，碰上有錢賺的客戶，你喝啥酒我喝啥酒，遇到北京來的官兒，多高身價的粵港澳老板都給你拎包。最典型的合作就是當年李嘉誠與首鋼合資的首長國際，董事長為周北方，李嘉誠屈尊為副董事長。

簡而言之，京城商圈兒是官場文化，長三角商圈兒是打工文化，粵港澳商圈兒根金錢文化。三大商圈各得其所，各有千秋。

各領風騷，競爭合作

中信集團不僅是中國改革的微觀起點，而且是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基因。從鄧小平欽點紅色資本家榮毅仁開始，中信就有了“榮王兩家”之說，創業之初，榮王兩家都沒有多少錢，財政撥款有說給了幾百萬，有說只有信用貸款。無論投資多少，中信集團的高速擴張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樣，都來源于中國經濟的三大紅利之首——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

三大紅利、三大商圈兒、三大超級城市群，背后是中國特色的多種所有制的分分合合。直到在法律上明確了“非公經濟”的合法性，從而形成公有經濟企業和兩大“非公”企業集團，三大企業集團三足鼎立撐起了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從主導產業看，人口紅利成就了制造業，城市化紅利成就了房地產，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成就了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

如今，“榮王兩家”的中信集團走進歷史，沒有“榮家”的中信集團就像火箭升空后的二級火箭助推一樣，走進了孔丹常振明主政的新時代。

從榮毅仁受命創立中信公司到榮王分家，中信集團的發展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縮影。如今三大商圈兒各領風騷，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水平日益提升，三大企業集團之間的競爭合作將在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助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